去年参加了一个作者的采访,她当时正在筹备一本书,书的主题是在中国和印度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对于婚育的态度。她是一位在香港长大的印度女性,很明显对于中国有一些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但又与像我这样切切实实在那个环境中出生长大的人不同,我潜意识里知道她是一位局外人。对女性议题的私人兴趣是我接受这个采访邀请的初衷,不过当时我内心还有一个隐秘的心愿:As a Chinese feminist, I want my story heard in front of the potential global audience. 刚走进采访会议室的我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角色:作为一个中国女孩,我要向一个陌生人分享一个我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我的故事,由我自己讲述的过去,我会怎样讲述它?

整个采访时长90分钟,作者从一些很开放的问题问起,比如我怎么看待和描述我的童年,我在中国的读书生涯等等。我给她讲述了我从小学到高考,再到大学的整个变化和心路历程。就像许多中国小孩一样,我从小就被灌输高考决定命运,一直拼命学习;同时作为一个女孩,我被告诉我没有男生聪明,一直深陷对于成绩一落千丈并被男生赶超的恐惧中;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并没有让我准备好去面对大学生活,大学的压力与迷茫当我无处遁形……在谈论这部分过去的时候,我非常熟练,就像我准备好了稿子提前彩排过很多次一样。我当然并没有为这个采访准备任何东西,只是这样的setting足够standard:一个高考幸存者去谈论自己的应试教育史,同时穿插着被男强女弱的父权迷思的毒害史。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用这样的视角和关键词去重访、谈论我的过去,跟我亲密的朋友心中一定有我谈论起复旦时脸上的厌恶神情和traumatized情绪。这样一遍遍谈论多了,视角就被固定。我已经为我的那段过去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叙事,在那个采访中我只不过是复述了一遍熟稔于心的标准答案而已。

采访结束后,我问作者目前的受访者都是什么样的,她说我与她们的故事惊人地相似:独生女儿,从小学习优秀,性别观念在中学左右开始萌芽,遇到学校和社会里的刻板印象:比如男孩子更聪明,女孩子普遍成绩更好,这只是因为她们更勤奋。最后她还谈到所有受访的女生都不愿意回到中国生活。诚实地说,在听到自己与其他女孩的经历100%相似的时候,感慨女生处境之余,我有一种羞于启齿的慰藉:我的感受和故事被分享了,我准备的标准答案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但我内心深处对那次采访的评价并不高,觉得差点意思。She could have asked further and dug deeper, and that narrative which I have told over and over again wasn’t the story that I wanted to be heard from the beginning.

这件小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细微感受很快就淡忘了,直到这次春节回家翻出我从前的日记本,有许多东西渐渐浮出水面,这段已被遗忘的采访经历也在一次洗澡的水流中哗然进入我的思绪。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有了顿悟,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

日记本带我重访过去,让我意识到我如何低估了它。在应试与内卷的刻板印象之外,我那段蒙尘的过去还有许多鲜活的复杂性,这得益于独属于我的乐观和顽强,也是我在叙述自我历史的时候被悄然忘却的部分。

高考备战的那几个月,我写了很多:

「这几天心绪很平静,喜欢在闲暇时瞎想,越来越多的是关于梦想。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与他人无关,无论我的未来怎样,都仿佛是他人口中的一个故事,“他最后考上了清华”“她最后去了北大”都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已。 所以我想现在的我能能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不为别的,不是他人口中的一个平乏的结果,是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意义,为自己赢得日后回想时的感动,为自己播撒进取的种子,感受汗水浸润之时的痛与笑,欢与泪。 最重要的几天突然来临,我想平静地接受风暴,写下我自己厚重的只有自己了解的意义与故事。」

「写下上一段话后,就不知该写什么了。心情突然好了。我突然明自,写日记真的不是为了记录感受,为以后勉励(这个本子上都是心情不好时写的),而是为失落的自己寻找问题的答案。写着写着,答案就有了。或许每篇结尾都是正能量的规律让人觉得好笑,可最起码答案是来自心里的。」

还有许多类似的文字,尽管稚嫩天真,跃然纸上的是一个善良乐观的小女孩。读下来觉得那时的我虽然客观上处在一个toxic的环境里,我主观上并没有深受其害。一些家人朋友具体的爱与关怀也被记录了下来,那段岁月还有其温暖可爱之处。

那么,我在采访里分享的那段过去是真实的吗?如果是,是多大程度的真实?

我当然没有在采访中撒谎。只是不撒谎并不能抵达真实。在这里我想表达的真实,genuineness,还蕴含着那些未被诉说的部分。历史是主观的,叙事是主观的,这是我在复旦的历史课上学到的。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 故事讲述者的权力,这是我在高二看汉密尔顿时学到的。是的,说到复旦,复旦留给我的不止有创伤,也为我带来了许多启蒙。比如我还记得大一的《性别与历史》课上,我坐在光华楼一楼的阶梯教室里听到陈雁老师说“我们要区分sex和gender”“性别是社会建构的”时的震撼(原来我大一就开始接触女权了?);在《法制与公民》里听张晓燕老师讲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知道了“公共”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在《美国文学选读》里读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记得那学期读了好多福克纳的小说,痴迷于他的意识流文学;在新院读了很多诘屈聱牙的文献,走马观花地读了胡塞尔、拉康、拉图尔等硬货,埋下了许多观念的种子。

当高三那些苦中作乐的温情时刻,以及在复旦读书时迸发的许多思考碎片被过去留下的文字唤醒时,我深切意识到我对自我过去的认知视角被框住了。我对于我的高三和复旦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标准答案”和一个稳定叙事。而叙事的形成受制于一些视角,比如对于应试教育和内卷文化的批判,我带着这样的批判眼光去看待我的过去,讲述我的历史。对于那些不符合这个叙事,甚至看似矛盾的部分,都被我忽略,进而被渐渐遗忘了。

但我过去的日记告诉我,翻开那些看似矛盾的部分,接受发生之物的复杂性,才是对自己更诚实,更能体现主体性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对于精英教育和父权思想的批判。相反,我很感谢我可以吸收这样的观念,帮助我建立一个看待过去的视角。因为接触了它们,比如对于应试教育,精致利己主义,以及父权思想的批判,我为我过去那些被积压已久的难言的痛苦和不适找到了可解释的话语。这些视角给了我重新面对自己过去的勇气,看到了自己经历背后的系统性,确认了我在庞大的权力结构里受害者的身份,帮助我克服了自我责备的惯性。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有效的疗愈方式,我就是一遍遍用这些视角去重访去谈论,让过去那些积压已久得不到宣泄的情绪得到了释放。并且,这样的话语也帮助我找到了我的同胞们,那些跟我有着共同人生经历的女性。我跟她们有一种构筑于共苦之上的理解与相惜,而高度相似的人生经历也在确认我用那些视角去看待过去是毫无问题的,这似乎也是我在采访后得知我与其他受访者故事重合而产生宽慰感的重要原因。

但是,我想说,we can reach more than that. 公共的话语是强有力的工具,但也有其自身局限性——它的概括性遮蔽了那些很具体的,个人的,复杂的部分。而我认为,那些具体的,因人而异的部分,才能让我们去定义真正的自我。渣男和PUA的话语近年来很流行,身边的女朋友包括我自己也都常常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过去的亲密关系,感叹男的不行,自己当时太蠢眼瞎。这样的话语当然是好的,能迅速把女生从toxic关系中抽离出来。只是我观察到,在这样的视角下,女生很容易去全盘否定那段关系。全盘否定男人无所谓,但那也意味着全盘否定自己,否定过去那个自我的主体性,这就不好了。尽管身处在一段有毒的关系中,我相信女生也都是会有自我保护意识的,也许没有强大到能够保护自己不被伤害,但是它们值得被我们自己看见,得到肯定和承认。

我之后还是会讲述父权社会,精英教育带给我的毒害,因为这样的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这样的叙事还需要被一遍遍诉说,启发更广泛的人。但是它们不会成为我去看待自我历史的唯一镜面,转动万花筒,我还有更多的镜面去感受和铭记。